国际“Z世代”群体中国观
的塑造与传播
摘要：
推动国际“Z世代”群体形成客观理性的中国观，尤其是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中的关键议题。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深入洞察国际“Z世代”群体的特征变迁，了解他们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通过对国际网络媒体平台上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Z世代”群体的观点和看法。为此，我们提出了构建世界性战略传播格局的中国观传播创新策略。
关键词：
Z世代 中国观 中国共产党形象 国际传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观危机，西方的话语体系已经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来阐述世界的发展趋势。首先，这种体系无法充分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背后的发展动力；其次，它也无法解释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经济“失调”、政治“失灵”、社会机制“失效”以及思想道德“失范”等多重困境；最后，它同样无法解释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世界贫富分化、核扩散、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根源。在国际话语体系面临价值重构和权力转移的关键时刻，我们迫切需要新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来填补这一空白。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但每一种陈述都有不同的主格（例如你说、我说、他说）和陈述主体（例如个人、单位、政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等）。陈述主体的形象建设对于话语权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世界的“中国观”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观”是国家形象的抽象认知。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系统内可以有很多分类。比如，可以分为国家形象、企业形象、国民形象、军队形象等，也可以分为政治形象、经济形象、科技与文化形象等。在这些划分中，政党形象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其形象无疑是当代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媒体时代，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主要平台。因此，我们需要针对网络时代的特点，创新性地构建精准化的国际形象传播策略，基于“一国一策”的原则，探索“一群一策”的实践。我们可以通过向国际“Z世代”群体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宣传中国的立场、智慧和解决方案，以促进他们形成客观理性的中国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国际“Z世代”群体的特征，观察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并提出针对国际“Z世代”的中国观传播工作的创新策略。
一、焦虑与革新：
国际“Z世代”的群体特征
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之间的“Z世代”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他们展现出超越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政治思维，以及对改变世界的强烈内在驱动力。根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深入调查和分析，“Z世代”的国际观将成为未来影响世界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①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2020年发布的数据揭示，全球“Z世代”在2019年的人口已经达到24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2%，成为数量最多的一代。相比之下，“Z世代”是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②他们擅长在信息丰富的网络世界中交流与分享，形成了更偏向于人文关怀的政治价值观。
（一）风险社会的伴生者
在丰裕社会中成长的“Z世代”，一直伴随着全球性的社会风险。他们亲眼见证了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亲身经历了SARS、新冠疫情等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亲身体验了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家庭困境，也亲历了俄乌冲突与世界格局的混乱。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他们被视为缺乏安全感的一代人。然而，作为“数字原住民”，“Z世代”在充分接触媒介技术与信息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早早地接触了能源危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敏感话题，并利用社交媒体赋予的话语权，在虚拟世界中集结力量，共同抗议。发轫于社交媒体的“气候罢课”运动（2019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2020年）等，都可以看到“Z世代”深入参与的身影。
在全球环境中成长的“Z世代”比以往任何“世代”都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创造一个对地球环境更负责任、对全球人民更友好平等的未来。因此，“Z世代”群体也被称为“参与一代”。在网络媒体平台上，他们通过讨论和分享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为改善世界发展和社会治理积极发声。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Z世代”的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他们超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视角，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通过对脸书、推特、海外版抖音（TikTok）平台上的“Z世代”社群发文内容进行数据统计发现，他们高度关注和热议的人类命运话题有：人民（#People）、不公平（#Injustice）、投票人（#Voters）、气候（#Climate）、战争（#War）、未来（#Future）和明天（#Tomorrow）等。这些议题揭示了“Z世代”正在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深厚的认同，但他们缺乏具体的行动指南和解决路径，在公共讨论中常常陷入情绪化的表达，这加深了他们的焦虑感。
（二）政治极化的挑战者：“Z世代”精英登上政治舞台
西方政治正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政治极化。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导致公众在全球化、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观议题上出现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和意见分歧。根据皮尤中心多年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民主党支持者变得更左，共和党支持者变得更右”。③由于两党选民之间缺乏共识，公众对政府和体制的信息开始动摇。④在这种背景下，“Z世代”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向。比如在美国，“Z世代”对资本主义的信任程度超过了上一代，同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正面看法也达到了新高。⑤社交媒体的丰富信息来源使他们对美国国会、联邦政府、新闻媒体、好莱坞产生了明显的不信任。⑥“Z世代”对政党纷争、社会撕裂、媒体偏见感到厌倦，⑦一些年轻的政治精英开始走到台前，通过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集结志同道合者，构建和平、发展、开放、合作的政治环境。与传统政客不同，大多数“Z世代”政治精英并不预设左或右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提出创新解决方案，致力于创造中间立场。⑧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的“Z世代”不再认同传统的美国小政府大市场的治理理念，而是希望看到一个更有作为的大政府，他们的政治观点更倾向于民主党。⑨
在脸书、推特、TikTok等平台上，一些在公共事务议题中具有较大粉丝量的“Z世代”意见领袖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政治诉求直接，立场公开，并熟练地运用社群方式进行政治动员和集结，活跃程度高。这些意见领袖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个人信息，还通过社群方式进行更广泛的理念传播和动员。例如，美国的反极化政治代表杰特·詹姆斯·普鲁特（Jett James Pruitt）、美国的气候活动者杰米·玛格林（Jamie Margolin）、巴基斯坦女性教育权利平等倡议者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Yousafzai）、美国环境正义倡导者杰罗姆·福斯特二世（Jerome Foster II）等，在社交媒体上发挥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Z世代”意见领袖能够跨越国家、种族、文化、语言的限制，在广泛互动中共享政治活动方案，探讨政治创新理念，展现出强烈的政治包容性与多元性。
（三）社交媒体的群聚者：“Z世代”价值共识趋向一致
“Z世代”是与全球联系最紧密的一代，圈层化是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社交状态和存在方式，这对他们的群体认同和价值表达起着重要的促进和放大作用。在美国，“Z世代”的关注点主要是种族平等、社会公正、全民医保和教育平等。在德国，他们更关注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在日本，“Z世代”是历史上国际化意识最高的群体，对国际问题、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问题关注度高。在英国，“Z世代”对人民权利议题特别关注，支持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更相信市场和社会的自我调节。
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将西方国家潜在的社会痼疾和政治流弊暴露出来。国际“Z世代”通过社交平台针砭时弊、交流思想，网络媒体的算法效应促进了更多拥有相似政治价值取向的青年聚集，对理想社会的共同憧憬成为推动群体聚集的价值要素。在政治价值取向上，国际“Z世代”群体出现了后集体主义的趋势。总的来说，“Z世代”的政治社会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一致性，他们关注的议题主要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价值——平等、公平、正义、团结。
二、好奇与关注：
国际“Z世代”中的“中国观”
美国莫宁咨询公司发布的《理解Z世代》报告显示，“Z世代”群体对西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普遍下降，近半数的“Z世代”已将社交媒体作为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⑩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反映了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Z世代”对信息来源的多元化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信息来源，而是希望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以形成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中，“Z世代”的中国观，以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如何？通过观察发现，“Z世代”在关注中国相关议题的焦点方面具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和他们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行为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Z世代”对中国政治治理的好奇探索
赫比斯珀（HubSpot）发布的报告显示，对于“Z世代”来说，社交媒体已取代了搜索引擎，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社交网络媒体来获得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认识。⑪在脸书、推特和TikTok三大社交平台中，“Z世代”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议题的关注点存在一定的差异。脸书和推特平台用户更倾向于关注政治议题，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民主”等宏观议题，以及中共二十大、抗疫政策和外交政策等国家治理议题。而TikTok的用户则更关注社会现实与发展议题，如中国的二胎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等。总的来说，国际“Z世代”对中国的现代化治理和市民生活的关注度和好奇心比较高。
（二）“Z世代”对中国科技创新与发展的热情认同
在网络世界中成长起来的“Z世代”，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有着高度的认同。他们不仅对科技的进步持有积极的态度，而且对其具有深入的了解。全球调研公司益普索•莫里（IpsosMori）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Z世代”被认为是最能接受和适应新科技的一代。他们对科技的接受度和理解力超过了前几代人，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在数字化世界中的成长经历。在社交网络媒体中，他们对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感到惊讶。他们对这些领域的发展有着深入的了解，这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和接触得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科技巨头如腾讯、华为等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不仅源于他们的日常使用，也源于他们对科技发展的好奇和探索。总的来说，“Z世代”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有着高度的认同和理解。
（三）“Z世代”在TikTok上表现活跃并且对中国价值理念深度赞同
“Z世代”的精英群体在TikTok上表现出了极高的活跃度。通过对“Z世代”精英群体在TikTok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观察发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富裕”等理念表示了一定的认同，并在面对相关议题的负面言论时，他们会通过评论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此外，那些曾在中国生活、居住或短暂访问过的“Z世代”用户表示，他们在来中国之前，大多通过西方主流媒体了解中国，对中国的印象偏负面，但在亲身体验之后，他们的认知发生了颠覆。在TikTok平台中，他们通过自己的镜头和亲身经历，向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在“Z世代”社群中，他们用平和的方式对负面言论进行科普和解释，并对中美关系问题表现出关切，认为两国应该求同存异，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繁荣和多元的世界。
三、破局与创新：
构建“Z世代”中国观的传播建议
国际“Z世代”群体在政治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后集体主义的趋势，强调个人行为与集体共同发展，通过个人自由与公共规范共同作用，推动世界趋向美好发展。国际“Z世代”的政治精英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尽管缺乏具体的行动纲领和举措，但是他们所主张的性别平等、种族平等、环境保护、缩小贫富差距等，在我国都可找到对应的政策与施政成果。从这点上看，我们需要从价值共享的角度与国际“Z世代”构建新型传播关系。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协调统筹传播资源互享互通。在组织机构方面进行顶层设计，统一协调传播力量，建立国际传播的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在重大政策、重大举措等出台之际，协同统筹组织国际传播联席会议，进行议题设计和意涵挖掘。统筹协调跨部门联动运作机制，聚合多元主体实现国际传播合力最大化，将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借助多主体、多渠道的优势力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实现整体目标统一、力量集中、分工合作的国际传播格局，改变各自为政的宣传状态。
其次，深化受众调查，持续不断调整精准传播方式。从传播角度来说，传播内容只有被受众认可和接受，才完成了传播的全过程。随着媒介技术不断迭代升级，“Z世代”群体的媒介行为也会产生变化，持续不断地对“Z世代”群体媒介行为变迁与社会思潮变迁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区域特征、国别特征、平台特征等勾画精准受众画像，建立动态数据库，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外传播的精确度，增强国际传播的可持续性和实效性，拓展精准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其三，细化传播议题，深化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Z世代”群体最关注人类发展、生态保护和人权平等等议题。我们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富裕”和“两山理论”正是对“Z世代”群体关切议题的回应，这为我们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受众基础。针对“Z世代”的媒介特征，我们在叙事方法上，需进一步创新微观叙事和情感故事的话语表达能力，向“Z世代”群体提供真实的、在奋斗中成长壮大的中国故事；在呈现方式上，创新生产具有审美意象和情感共鸣的内容产品，向“Z世代”群体提供具有破圈效应的视觉化内容；在传播渠道和运营模式上，组建制作运营团队，加紧研究不同网络媒体平台的算法机制，根据不同平台属性制作不同的内容产品，突破算法封锁。
其四，发挥差异化优势，重点布局非西方区域传播格局。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党的传播重点集中在西方国家。然而，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西方网络媒体的算法封锁对我们的核心政治信息的传播产生了影响。我们可以调整传播重点，将其放在广大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加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非洲、拉美等区域的社交媒体内容投放，培育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不受西方掌控的社交媒体平台，加强与这些区域的“Z世代”群体沟通交流。在方式上，可以通过技术赋能提升信息触达率。在许多非英语国家，对中国的信息需求量很大，但媒体和民众习惯照搬西方说辞，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国际形象传播。因此，在此背景下，鼓励我国科技企业与专家学者、央媒机构合作，研发能够使用本地语言输出内容的虚拟主播和数字人，以符合当地“Z世代”群体听得懂、记得住、可接受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形象感知，是我们面向非英语国家“Z世代”群体传播的突破口。
最后，围绕“Z世代”视听格局变化，持续拓展传播渠道。在坚守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立足国际视野，探索本土语言与文化的故事开发与内容制作，以实现与国际“Z世代”群体在网络媒体上的全方位接触与对话。我们应拓展主流网络媒体平台之外的新兴媒体，更深入地触达“Z世代”群体。在对脸书、推特和TikTok中的“Z世代”群体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其他平台，它们具有更高的“Z世代”用户黏着度和更完善的社交功能体验度。因此，抓住新型平台政治化和垄断化程度尚低的窗口期，拓展主流网络媒体平台之外的新兴媒体，是我们深入开展面向“Z世代”群体传播的着力点。例如游戏平台图奇（Twitch）、蒸汽平台（Steam）、迪斯科尔德（Discord），网络小说平台涂鸦集线器（ScribbleHub），音频播客平台声田（Spotify），知识问答类平台海外“知乎”（Quora），国际流媒体平台奈飞（Netflix）等。鼓励多主体、多层次开展文化内容产品的跨国创作、落地和传播，从文化输出角度构建党的形象，是我们国际形象传播工作值得深入探索的一条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