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导读｜“传播与治理”文献导读工作坊第17期

主讲人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主讲人指出，根据政治体制对媒介体制的影响，媒介体制可以分为四种维度，包括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的角色。

媒介体制的第一个维度是媒介市场结构。媒介市场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报纸的发行量、报纸的性质、报纸的受众和报纸在社会政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在平衡变化方面，报纸市场分为地方性、区域性和全国性。在这三个方面上，全国性的报纸市场更倾向于催生出一种在政治上更加分化的暴力和对媒介机构的数量、国家对媒介的管制以及媒介机构与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媒介体制的第二个维度是政治平行性。作者详细阐述了政治平行性的主要构成内容，例如，媒介内容的政治取向程度是决定政治平行性的重要因素，同时，媒介与其他类型机构的组织化联系，与此同时，媒介人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倾向、要素是媒介受众的党派性和新闻事业的角色取向实践也是政治平行性的主要构成要素。此外，作者还提到了两种处理政治忠诚和取向多样性的方式：外部多元主义和内部多元主义。外部多元主义媒介体制在整体层次上反映了社会不同的群体和倾向的组织存在，体现了高度的政治平衡性。例如，如果一个社会有多个不同的群体，那么就会有相应数量的不同政治倾向的媒介与之对应。内部多元主义则是指在单一的媒介机构内，如美国的CNN，通过反映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新闻报道方式来实现多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媒介机构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从而避免了与政治团体的体制性联系。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倾向使得单一的广播公司或电视台可以在一个机构内代表多种政治力量，保持中立和平衡，显现出低度的政治平衡性和平行性。公共广播电视治理下的政治平行性也存在四种基本模式：政府模式、专业模式、国会模式和公民法团主义模式。前两者更多地出现在自由主义模式下，而后两者则主要出现在法团主义国家中。专业模式的政治平行性处于低端，政府模式处于高端，而国会模式和公民法团模式则处于两者之间。

第三个维度是专业化，也称为新闻专业主义。作者将专业化分为三个子维度。首先是核心部分自治，即新闻工作群体不受外界行动者的干预和控制。其次是行业内部独特的专业规范，如伦理原则、保护匿名消息来源以及新闻实践中形成的共识常规。最后是公共服务取向，即以公共信任为基础，新闻事业具备自律体制，如成立报业评议会，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专业化与工具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工具化是指外部行动者对媒介的控制，这些外部行动者包括政党、政治家、社会组织或运动，或寻求政治影响力的经济行动者，他们利用媒介干预政治世界。

媒介体制的两个维度——新闻专业主义与政治平行性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差异化理论来理解。新闻事业实现高度专业化意味着它作为一种体制和实践形式与其他体制（包括政治）存在差异。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保持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和自治性，作为诚实的目击者，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讲述当下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平行性与新闻专业主义是相互关联且独立变化的。新闻专业化的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保持了独立性，从而削弱了政治平衡性，减少了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对媒介的控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水火不容的，在北欧和中欧的民主法团主义模式下，政治平行度与高度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共存的。

媒介体制的第四个维度是国家的角色。国家对媒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干预形式上，主要包括媒介的所有权、对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控制以及报刊津贴和法律管制。国家在公共议题设置和框定方面往往具有资源优势和对政治的影响力，是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和首要定义者。自由民主体制下，国家的角色是受限的，而在积极国家形态下，国家对媒介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公共议题方面，国家作为政治体制变量对媒介产生影响，而另一个政治体制变量是共识民主与多数至上民主——即在自由民主体制内存在的两种民主形式。

个人化多元主义强调的是个体公民通过选举代表与公共机构或竞争性利益团体建立联系，从而产生代表性和合法性。组织化多元主义更多体现在共识民主和法团主义模式下。在这种模式下，公民参与不同的群体，组织成不同的公共机构，这些机构具有强烈的公共机构化的多样性。权力共享的模式形成了民主法团主义，其特点包括全国层面的社会合作、相对集中的利益团体机制，以及通过利益集团、国家官僚制和政党之间的协商来达成目标。

民主法团主义的核心是法理型权威，强调遵守规则和普遍程序，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官僚制。法理型权威还体现在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追求公共利益的文化上。相比之下，政治依侍主义注重个人关系和对特定利益团体的承诺，其共同福祉观念较弱，与法理型权威不同。依侍主义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可能导致媒介被特定利益团体或政党利用，表现出较低的专业主义。在依侍主义强大的情况下，无论是公共媒介还是私人媒介都可能被工具化。

此外，极化多元主义与温和多元主义也值得关注。极化多元主义体现为反体制政党、政治光谱的广泛存在、政党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巨大，而这些可能导致媒介的高度政治平行性和鼓吹评论的传统。而温和多元主义则更倾向于中立，意识形态差异较小，对社会整体和国家的政治秩序有较高认可度，媒介体现较少政治平行性和专业工具化，专业化程度较高。

首先，地中海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下的媒介市场结构受南欧资本主义工业和政治民主的滞后影响较大，导致商业资产阶级和市场较为薄弱，商业型报刊的发展总体来说比较有限，因此报纸的发行量非常低，是三种模式中的最低值。同时，受众群体主要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级，性别差异较大，女性的文盲率较高。其次，政治平行性在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下较高，这是由于保守力量强大，在现代化过程中造成了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尖锐、极化和冲突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缺乏共识，形成了极化多元主义民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媒介与政界之间的联系被固化，媒介在多重利益集团的参与下进行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的活动。其特点是政治平行性较高，新闻风格比较侧重于评论，报纸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受众的政治取向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体现的是一种外部的多元主义的特征。公共的广播电视体制倾向于受到政党的控制化，政治偏性非常高。在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角色方面，由于媒介市场的有限的发展以及南欧这些国家的法理性权威比较缺乏，媒介很难自立。同时媒介之间也缺乏统一的专业规范，从而导致新闻的专业主义较低。各个行动者运用媒介作为干预政治世界的工具，体现了一种工具化的特点。

第二种模式是北欧与中欧的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在此模式下，四个媒介体制特点均处于高水平，包括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干预。这种模式形成了三个独特的共存：高度的政治平行性与大规模发行的报业共存、政治平行性与新闻事业的专业化共存以及国家的角色与新闻自由共存。这些共存现象的原因可从政治结构中的要素和政治社会结构中寻找。在民主现代化的过程中，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有组织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包括政党、工会、宗教和社会相关团体等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党通过渗透社会基础部分的强大结构，将这些团体整合进法团主义体制的决策过程，形成了和解与合作的公民文化。法团主义模式下，政治共识是民主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对比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可以实现这些共存的主要原因是法理性权威的健全——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一种公共化的机制。

最后一种模式是媒介与政治相互动的北大西洋自由主义模式。从媒介的四个要素来看，市场结构促进了商业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崛起，扩大了报纸发行量并推动了商业报纸的强劲发展。这些报纸实现了媒介体制与政治的分离，主张以客观事实为中心的话语，展现出一种政治中立的姿态，因此政治偏性相对较低。其次，商业化发展和民主制度健全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崛起和政治多元至上主义以及个人化多元主义的形成。这使媒介代表了单一的社会普遍利益，而非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进而导致媒介与政治相互分离。同时，高度的法理性权威促进了媒介的专业化和客观性。第三，国家在媒介体制中扮演有限角色，但在特殊时期可能受到国安型国家的影响，例如战时时期媒介与国家可以合作。这种关系文化下，合作代表了一种社会公众利益，发展出一种信任与相互依赖的关系。在法团主义模式下，存在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而自由主义模式下则没有形成有组织化的社会群体。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体权利，因此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强烈要求摆脱国家的控制。另外，政治体制也存在差异，法团主义模式下的权力共享和不同利益群体的竞争，与自由主义模式下的两党制和多元至上主义有所不同。

主讲人提出，这三种模式的媒介要素在媒介体制的四个维度中存在变化。其中两组差异类型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大众报刊的发展与专业化程度的高低；二是政治平行性与国家干预的强弱。从这些差异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当政治平行性较高时，国家的干预也会相应增加；而大众报刊的发展则有可能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在自由主义模式下，大众报刊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是其主要特点之一。此外，该模式还呈现出媒介体制与政治性公共机构相分离的趋势，媒介更加独立于政党和政治行动者。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之前的民主法团主义和多元极化主义国家也开始向自由主义模式趋同发展。

在师生提问环节，吴炜华和赵雪波就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进行了探讨。

吴炜华认为，一直以来，西方中心的历史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同样地，传播学和新闻传播学也经常被认为是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所谓“西方中心”实际上是以英美为主的西方社会的一种体现。西方一直在积极创造话语，因为他们需要抢占话语权，抢占话语权，意味着他们需要掌握发言的权利。例如，传播学专著的出版，如果是由意大利学者撰写并在意大利出版社出版的，那么它可能30年都无法到达中国。但今天，我们也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个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学术场景来理解。我们也要有信心，因为中国现代哲学科学体系的建设，也只是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

赵雪波提出，国际话语体系是分层次的。西方也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中区分话语体系，它的层次性和内涵性外延都非常多元——这是因为西方在过去的200-300年间建立起了话语优势地位，对话语权的掌握与国际政治权力的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然而，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不再只是仰视西方，而是开始平视他们。而平视他们，就意味着中国学者们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责任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赵雪波去年11月出版的著作《元宇宙传播——未来传播学框架》就是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出发，尝试顺应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的新形式和新现状，对未来媒介和未来传播学的发展提出一种新的理解。赵老师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进来，我们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国际上也会注意到中国的话语框架和话语体系的优点。